在我国，不同于本科“批发式”的培养体系，研究生培养依然在延续苏联模式，基本实行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在这种模式下，导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进一步加大，甚至可能仅次于父母的作用。
我们看到学生在读书期间或毕业后，经常会讲一些校园的轶事，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从导师那里一代代传下去的。
正是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独特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的某些特点。
比如，研究生导师不能招太多学生，否则将无法实现对研究生有针对性的指导；再比如，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一定要体现研究性，否则研究生的“研究”二字就名不副实。
需要注意的是，对研究生一定要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这里所强调的是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对成果的简单获取，这就意味着研究生并不一定要完成导师的课题才能毕业，也不一定要完成导师的工作任务才能毕业，关键是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否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对于博士生培养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究其原因，硕士生培养主要是注重过程的培养、课程的培养和实践的培养。当然，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之间存在一定差别，但总体而言，硕士生的学位性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更要强化学习的阶段性。
博士生却相反。由于博士已是目前学生所能取得的最高学位，如果在该阶段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不能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无法通过学校教育对其进行弥补。这将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中的巨大损失。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的历史几乎与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一样长。
以四川大学为例，早在1914年，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就开始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
可以说，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内高校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各类优秀人才。
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比如就在去年，教育部研究生司有关人员来我校与研究生座谈。
会后他们向我反映，感觉我们的研究生在提问时，问题的角度、高度和视野都不太够，似乎与“川大研究生”的身份并不相符。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其反映出的本质在于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依然存在缺陷，而这样的问题显然并不是川大一家所独有的。
在我看来，目前国内高校要想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总体来说就是要严守下线、提高中线、激励上线。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两个严格守底线、三个狠抓冲高线、四个加强抬中线。
所谓“两个严格守底线”，就是要严格做好博士生全过程培养和博士生导师评聘与责任溯源。
一方面，从选题到开题，再到中期考核、学位申请，直至论文答辩，博士生培养的每个环节都要严起来，如果一个环节没有跟上、放了水，便可能层层失守。
如果学生导师、学院教授委员会、学校相关学科分委员会都是“橡皮图章”，那么学生的论文不合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让这些“把关人”明白，如果你不得罪少数人，就会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
如果所有的把关人都层层放水，那么可能用不了几年，一个学科就会出现学术塌方，而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要严格博士生导师的评聘与责任溯源，要对研究生导师，尤其是博士生导师上岗有明确要求，对出现问题论文的导师一定要严格追责。
这就像我们在修建大楼时的质量监控一样，即使几十年后大楼出现问题，也一定要溯源、要追责。
依然以川大为例。目前，川大规定如果出现问题论文，其导师要停招两年，其所在的学院减两个博士生招生名额，整体绩效缩减2%~3%。
但我认为这样的处罚可能仍然轻了。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手段还不能刹住论文放水之风，那就只能加重处罚手段。
在我看来，将责任导师的停招时限延长至5年、岗位津贴减少10%都是应该的。
所谓“三个狠抓”，即要狠抓研究生视野拓展、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和多学科交叉。
在这方面，我们提出硕士生在求学期间，原则上要尽量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博士生则要参加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这就是要让学生有一个完整的训练过程。
在此需要特别提及多学科交叉的创新人才培养。当前，很多学校都在进行相关尝试，但学科交叉也要符合学科自身规律、学院发展方向以及导师所承担的科研任务。
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即发现某个学生在某专业很难过关，就将其转到交叉领域去，并自以为交叉学科可能会“松”一些。
这种观念既不利于交叉学科的发展，更有损学校整体的人才培养，最终也是要出问题的。
最后，所谓“四个加强”，即加强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加强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加强改善研究生生活与待遇，以及加强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
总之，要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核心就在于用“两个严格”守住人才培养的底线，用“三个狠抓”冲击优秀人才的高线，用“四个加强”抬升人才总体水平的中线。在人才培养工作中，没有差的学生和差的老师，只有差的管理。
只要我们都追求一流、追求卓越、追求真学问，我们就一定能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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