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侠 霍佳鑫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但现在已经显得有些陌生的知识传递方式，如今，学徒制的内在知识传递结构已经很少有人关注了。
然而本世纪以来，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却在国家层面上重启学徒制，这种政策安排的深意何在？对于正在寻求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又有何启示？
学徒制助力美产业回流
说到学徒制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先看两则案例。
其一，采用全进口零件组装的国产车和原装进口车的质量一样吗？很多车迷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问题出在哪里？显然是两边组装汽车工人的技术水平差异所致。
其二，2009~2010年间，日本丰田公司爆发了大规模质量危机，虽然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有很多，但首要原因依然是公司盲目扩张导致的质量下降——随着丰田快速的全球扩张，其总部大量技术工人被派往其他工厂，技术骨干被大量稀释，导致各地的技术水准快速下降。
由此，笔者冒昧提出一个经验公式：企业技术水平的再生产能力（或复制能力）决定企业扩张的边界。
不妨看看美国是如何通过政策安排提升产业技术水准的。
21世纪以来，美国为了实现再工业化，决定重启学徒制。
2009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将重振制造业作为美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将其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2014年7月，奥巴马政府召开首次白宫学徒峰会，这标志着其正式启动学徒制教育。
2017年1月，共和党的特朗普上台执政后，虽然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很大，但是在学徒制上却罕见地达成高度共识。
2021年，上台后的美国总统拜登也强调学徒制应成为提供关键人才的载体，以及提高美国劳动力的质量与应对国家重大挑战的手段。
在三届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学徒制计划初见成效。
2015年以来，美国产业开始回流，创造力提升，整体经济表现强劲，这些成就背后不能说没有学徒制做出的巨大贡献。
学徒制的多重功能
据我们的研究，学徒制的功能主要有两个。
其一，通过学徒制解决知识传递的堵点问题。
如果知识的构成形式是知识=明言知识+难言知识，那么随着社会进步与学科的日益成熟，明言知识的比例将增加，难言知识的比例将减少，这种知识结构适合于大规模推广与传播，这也是传统学徒制被人忽略的原因所在。
但是，难言知识仍然存在，这部分知识仍需要亲力亲为才能获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要想解决难言知识的传递问题，学徒制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其二，通过学徒制保障产业技术的下限。
真正决定产品是否被社会接受的关键技术指标是产业技术的下限而非上限。
经过学徒制培训的工人是保证产业技术维持稳定的关键，他们最终决定了一项技术的下限。
这类似于管理学中的“水桶短板理论”，决定水桶容量的不是其长板而是其短板的高度。
同理，决定一项产业技术水准是否被社会接受的标准不是其上限，而是其下限。而一个高水平的技术下限的维系是通过学徒制实现的。
这里还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认知误区——理论知识越丰富的地区，当地产业技术水平越高。
其实不然，这是由于在知识传递的长链上存在转化堵点导致的，即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原理，再到技术发明和产业应用的转化链条上，每一次转化都存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内容损失，尤其是从技术发明到产业技术的应用环节。
此时，知识的构成中存在大量难言知识，这就是知识传递末端的堵点所在。
学徒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通过言传身教，把难言知识传递到具体的生产环节，从而消除知识堵点。
如果缺乏这样一个出口，就可能会出现知识的“堰塞湖”现象，即所有的前沿理论知识都被堵在知识链的上游，由于缺乏有效的传递载体无法让知识下沉到产业。
这种局面会造成决策失误以及公众认知出现偏差，即一方面，有些难题在理论上早就不是问题，而在技术实践层面却是绕不过去的障碍；另一方面，知识的“堰塞湖”造成产学研之间的脱节与互不信任。
好的分流应基于社会偏好转变
为了解决知识传递的堵点问题与提升产业技术下限，我国在教育体系实行了中学生的普职分流改革。运行多年后，普职分流的效果是否等同于学徒制呢？
我国普职分流的提法最初出自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
2014年，教育部发文，明确提出要将应届初中毕业生有序分流到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
这项政策导致初中的教学与培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该政策参考了德国、日本等职业教育体系比较成熟国家的做法，但各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上述国家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在社会中的认可度相对较高，这一点我国并不十分具备。
此外，我国支撑职业教育体系的硬性基础条件与上述国家也存在一定差距，这导致家长们难以安心让孩子念职校。
2021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中对“普职分流”给出了明确规划：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据笔者统计，截至2021年，我国普通职业本专科院校有1001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656所，高职有在校生1468万人，中职有在校生9896万人。
在目前的分流体系下，流向职业教育的学生中，有相当部分是源自于考试的筛选，这也是造成职业教育的生源与社会观感都处于负面刻板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真正好的分流是基于社会偏好的转变实现的，而社会认知的转变又需要时间慢慢培育。
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先把一些基础条件好的职业教育单位先建设成样板单位，使局部职业教育面貌从里到外实现质的改变，并获得市场认可，让学生们获得好的收入与尊重。由此，职业教育自然会逐渐吸引优秀的学生前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推行的职业教育体系与真正的学徒制还有很大的区别。
在知识传递的长链条上，不但存在诸多知识堵点，而且在技术下限的提升效果方面仍然有很大空间。
因此，面对总量1.1亿多的庞大职教在校生，重新思考中国的职业教育已成为事关产业升级与保持社会平稳转型的关键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中国科学报》 (2022-06-14 第3版 大学观察)编辑 | 赵路排版 | 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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